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中防务关系

  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决策团队掌权以来，全方位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机理与实践内容。回归现实主义外交，承认国力限度与国际政治多元化等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主旨。其中，对华、对苏的“双和”战略是其基石。同期，中国方面也修正“两个拳头打人”的激进外交政策。就此，迥异于“多米诺骨牌理论”与“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下美中对抗为特征的亚洲冷战旧逻辑，自70年代初美中关系解冻，至80年代“非盟友伙伴国”的对华关系定位，美中关系的战略性和解与初步发展衍生出亚洲冷战转型的新叙事。

  自两国关系解冻，防务领域慢慢的变成为美中关系的重要场域。解冻之初，美方对华战略疑惧与军事斗争准备并未消除，克服双边关系中难点问题还需时日。但同时，两国就应对苏联军事威胁及地区危机事件等，启动了防务领域的初步互动协作。目前学界就美中缓和初期双边防务关系的分析还不充分，就两国情报交流、对华技术转让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具体事项的论述不够系统，就美同军援第三国、欧洲军用装备输华及美中防务关系意义等的论述较为缺乏。通过解读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本文拟对尼克松执政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缘起、发展及其遇困进行梳理，透视其助推美中关系的独特作用，就美方借技术输华、军事提携以推动双边关系的战略构想以及中方对此的因应策略进行审视，以反观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尼克松(ＲichardM．Nixon)上台后，改变内阁阁员主导外交的决策机制，变更为白宫小圈子秘密主导制。其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Herry A．Kissinger)成为尼克松依仗的关键人物。白宫新主人的现实主义外交与权力中心观使得各部官僚的外交决策影响力降低，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提供了条件。尼克松及基辛格奉行尊重地理政治学的现实主义战略，力图将美国从自由理想主义的冷战十字军迷途中扳回来，清楚认知全球权力态势变化及美国力量与义务的边界。尼克松决心实现美苏缓和，同时谋求与中国这样一个“第三强权”接触，降低美中对抗的刚性及烈度，帮助其摆脱战略困境。上述对外决策机制与哲学机理的嬗变使美国决策层逐渐摆脱“冷战僵化”，谋求在缓和美中关系方面积极作为。

  但尼克松秉政伊始依旧保持着浓烈的防华遏华思维，对华“革命型反美国家”的认知心理也并未从美国决策层的对华认知中轻易消除。冷战时期，对华战略武器即核力量的评估一直是美国决策层的关注重点，自1960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战略武器每年进行例行评估。相关报告讹误不少，但其对美国对华防务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仍起到重要参考，而新一轮对华军力评估也一度影响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初期调整。

  在基辛格组织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跟踪研判中国军力，基辛格于1969年10月指示中情局摸清中国核力量现状。美方判定，中国已研制出供航空兵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及新型中程弹道导弹，铀浓缩能力保持高位。轰－6型中程战略轰炸机的月产量为4到5架，到1975年中方将拥有200架该型战机。加之东风－3型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将第一次具备对美国亚太基地及其盟友的“实质性战略打击能力”。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军方强硬派的对华疑惧有增未减，其强烈冷战思维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认知，这在其上任伊始就“哨兵”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修订中得以体现。

  纵观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就“哨兵”系统的筹建，分析最多的是该系统应对苏联威胁的作战实效，中国因素只占权重的较小部分，而尼克松政府则将该系统的对华作战权重大为提升。1969年2月，美国国安会认定“哨兵”系统无法全面防御苏联导弹袭击，作战效能不理想，耗帑巨大，不适应现有军费条件、国际形势与反导作战需求。尼克松就此决定构建“既经济实惠又技术可行”的新版反导系统，而新版系统明显强化对华战略防遏，对华部署近700枚反导拦截弹，耗资达6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坚信，此举可有效应对中方新一代战略武器，面对中国即将掌握的十数枚洲际弹道导弹，“哨兵”可确保美方减少伤亡约700万人。

  白宫修订“哨兵”系统正值美国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苏联变身为核裁军的积极参与者，美国与苏联这一相对理性的地理政治学对手逐渐展开缓和棋局。而针对中国这一在白宫看来依旧是“革命型”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导弹威胁，进行反导假想作战则是在财政紧缩情况下仍旧必要的。对华反导作战是尼克松政府对华接触又遏制防务理念中防遏层面的现实体现，是其执政伊始冷战思维惯性与对华政策保守主义成分依旧浓厚的反映。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尽管在实际部署方面增强了预防中国的作战准备，但尼克松政府明显弱化了约翰逊时期为营建“哨兵”而就所谓“中国威胁”的放大性宣传。相比于政府严厉保守的对华敌视态度，尼克松在“哨兵”等遏华措施的外宣方面温和许多，这显示出其对华政策的灵活特性。

  除去上述必要的对华防遏，缔造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与利益实现的新全球秩序及东亚稳定态势方面，需要尼克松降低美中对抗烈度，展现更灵活的对华政策。继续僵化、偏激地孤立、敌视中国的旧政策已不明智也不合时宜，尼克松秉承约翰逊执政末期国会所兴起的对华“微开门”政策而加以现实主义的深入放大。在基辛格影响下，“美国对华防务政策辩论中消减美中对立因素、舒缓对华孤立政策的意见逐渐抬头并占据主导”。据此，既接触又防遏的对华新战略初显并得以充实。而白宫加速转变对华战略还需围绕美苏中战略三角这一主动轴的演变，服从于美国实力相对衰退下“联华制苏”大战略，以及在印支等重要地区问题上对华战略需求的逐渐现实与迫切。相比于1969年初依旧较为保守的对华认知，是年内迅速激化的中苏矛盾大大提速了美国对华接触与积极认知的历史进程。

  1969年中苏接连爆发的严重边境冲突引起美方重视。铁列克提事件后，美国国安会判定中苏关系难以扭转，苏联凸显出强烈的报复心与进攻性，美方尤为担心莫斯科对华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苏联策划在中国核反击能力壮大前解除其核武装，乃至改变中国政权的图谋令美国高层深感震惧。基辛格认为，坐视中国崩溃，中苏分歧将无法利用，美国将极为被动。同时，美国也注意到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不断释放缓和信号。就此，基辛格决定借力打力，以使战略三角的运筹利于美方。他认为，美国此时“不应显得与苏联一起合谋应对中国，而应尊重并接触中国”，坚持对华政策中的缓和接触设想，谋在长远，等待战略红利的释放。显然，提防中国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调整对华政策。缓和美中关系既可确保中国的反苏立场为美所用，同时也可提升美国在三角棋局中的战略优势。

  在对苏施打“中国牌”的战略下，美国国安会于1969年下半年开始更加积极地调整对华政策。基辛格于是年11月末申明，“支持中国的领土争议诉求会导致美苏冲突”，就中苏冲突保持“中立”是现实选项。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Ｒogers)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卡戈(William Cargo)也认可该政策，他们建议，苏联胆敢在中苏冲突中突破底线，美国将向其施压。基辛格深以为意，但他拒斥了一些主张对华进行直接帮扶乃至军事协助的冒险建议。他强调，战术上“对华施以军援不具可行性”，但在“战略上倾向中国是可行且必要的”。据此，对中苏冲突奉行“中立”，但同时利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的战略时机对华示好，缓和美中关系成为对华政策着力点。伴随上述大战略变化，美国对华军力评估与国家形象认知也逐渐转变，助推着美中缓和步伐。

  通过研判1969年到1970年中国政情发展与对外政策的微妙调整，白宫进一步确认“北京是防守方和易受攻击者”，第一次历史性地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1970年12月末，美国国安会达成共识，中国在修正“文革”极左革命外交，呈现某一些程度的现实主义转向。基辛格说服军方:“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因素催使中国现在及未来去寻求扩张政策。”他认为，中国调整对外政策并非权宜之计，中国在某一些程度上践行着一条自哲学机理到具体实践均发生嬗变，乃至变更国家发展路径而更具灵活性与现实性的“后文革”道路。尽管基辛格的上述判断与执政晚年内外政策调整的实质存在相当差异，但美国对华防务战略与国家形象的新认知并未出现大的错讹，符合中国决策层修正内外政策过度激进的总方向。

  同期对华军力评估也强化了上述认知。美方认为，中国雄心勃勃的武备计划遇阻，依旧是大而不强的战术型军队，初具雏形的核打击能力不堪一击，且常规武器与美苏代差明显。此外，白宫认为，中国运用武力的战略意志也更加审慎，同先前输出革命政策不同，自保与防御成为当下中国国防战略的要义。美方预计，中国至80年代中期前不会掌握三位一体的有效战略核反击能力，面对苏联威胁力不从心。因此，抓住中国尚未具备对苏有效核反击能力，而对美战略需求相对提升的有利窗口期，加速推进“联华制苏”战略成为关键。

  综上所述，“国家军情评估为尼克松开启对华关系提供了前提。尤其是中苏军事力量对比、运用意志等分析，帮助白宫做出了战略性估价”。尽管保守性浓厚的对华军事防遏继续留存于尼克松政府对华防务政策的基本框架内，但在美中关系解冻的前期酝酿中，对华军力尚弱、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轨及“非侵略性”国家形象的认知，成为对华政策调整的思维前提与现实基础。就此，加速推进美中关系解冻成为华盛顿的共识。而在解冻初期，以民用科技及经贸交流为载体的美国对华技术输出以及双边就某些防务议题的磋商，成为美中核心政治议题难以推进情况下推动双边关系演进的独特触媒。

  上文所述，美国在推行对苏对华“双和”战略时，事实上偏向中国，美方以解冻一般经贸关系为着手点，谨慎推进尚不明朗的美中正常化接触。而在民用经贸科技交流基础上出现的某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对华技术转让，成为美中防务关系中的特殊内容，同时也是敲打苏联、促进美中和解的独特政策工具与战略砝码。对华技术输出也初次显露了美方对华形象认知逐渐改观后，在对华现实主义政策基本框架下所逐渐生发出的自由主义政策因子。

  早在1969年11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便建言，“松绑对华经贸限制以接近中国的时机已到”。1971年3月，基辛格提出对华经贸的系统政策，要求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暂时同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规格相一致。这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苏对华等距离外交的体现。总统国际经贸事务助理也致函基辛格，称将全力支持对华经贸弛禁，并强调取悦主张对华出口的经贸利益集团有助于总统赢得国内政治优势。扩大对华经贸往来从而促进美中关系成为华盛顿决策层的共识。

  1971年6月，基辛格进一步制定对华经贸政策的分阶段目标。他明白准确地提出，要不断的提高美中贸易层次，最终目标要使美中经贸水平超越对苏东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格，但要循序渐进，紧跟马上就要来临的美中秘密接触。不过，经国防部建议，一些具备军事价值的民用装备暂时禁止售华，如制造高精密无缝钢管的机床、螺旋桨推进器、自动化农用机械、燃气轮机、雷达及侦测照相设备等。基辛格同意并认为，美中接触明朗之前，应暂时平衡美苏与美中经贸关系，不能破坏美苏缓和。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体，“强大并持续不断的发展的中国不对美国造成威胁”。就此，他表示愿意开展两国经贸交往。基辛格于10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Alesander M．Haig)于1972年1月及尼克松总统是年2月访华时均强调经贸科技交流在打开美中关系局面中的重要性。中方予以公开回应，决心开启双边经贸科技交流，强调相关合作将通过日后的互驻机构深化落实。

  尽管中方就此议题并没有美方所预想的那样热切，但美方注意到中国驻外机构在扩大收集中外科技经贸合作及西方科技等讯息，保持着灵活。美方清楚，中方此种态度源于其就中美关系更具原则性、宏观性政治问题的把握与坚持。、印支问题等战略利益必然重要于中美经贸技术交流等议题。而对于西方技术如若表现得过于渴望也会损害中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原则，况且当时尚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中国对中西方技术差距之大体会还不深。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并未完全转轨，中国对于西方先进的技术渴求还并不十分强烈。

  为助推尼克松访华后形成的良好氛围，1972年3月底，美国国安会促进制定了提升对华技术输出与经贸交往的新政。其中，对华出售民用客机、出口特定航空器材、调整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对华政策等成为亮点。借双边经贸技术交流局面的打开，中国对美国民用飞机及航空、通讯器材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于1972年6月9日向基辛格报告，中国向美国政府正式表示，希望购入波音707型客机并与休斯航空航天公司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展合作，以升级中国卫星地面通讯系统。中方还与著名防务集团洛克希德公司展开采购民用航空器材的谈判。虽然中国就美国同期扩大对越南军事行动加以批评，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却就阻碍中美经贸科学技术合作的法律与金融障碍向美方表达连续关切，希望双方加强协调以构建发展经贸的制度性平台。此种相向而动的战略态势令基辛格十分满意。

  1973年2月，美国国安会作出决定，授权波音公司为对华出口的美国客机再额外配售8套惯性导航系统。其虽为民用技术但具备潜在军用价值，售华先进民用导航系统是新中国历史上美国先进装备输华之肇始，政治意义重大。是年3月，基辛格高度评价了美中关系过去20个月的发展状况。他认定，这已带来持续性战略红利，即缓和亚洲局势、促进美苏关系及构建维持全球和平的秩序架构，堪称尼克松政治生命的最大亮点之一。

  虽然构建美苏缓和是尼克松第一任期对外战略的绝对要务，但这与在战术上提升中国常规军力、战略上作出扶华姿态并不矛盾，反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苏联配合缓和棋局。就此，美方加速落实上海联合公报的诸项内容，而对华输出西方技术装备则构成美国对华防务政策的重要内容，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借西欧盟国之手帮扶提升中国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技术水平。谨慎开展美中民用科技经贸交往之时，基辛格早在1971年下半年便开始考虑允许西欧盟国制定对华出口敏感装备技术清单，帮助美国先期展开对华先进民用技术，甚至军用技术装备的输出。借盟国之手对华输出高新技术乃至军用装备这一随后持续近20年的对华防务政策的突出特点在此时初现端倪。

  1973年7月，基辛格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正式表示，美方准备通过英法等国帮助提升中国防务水平。他精确指出，“美方将力所能及地鼓励盟国加速向中方提供所需的防务技术及装备”，美国将解除禁止英国罗尔斯·罗伊斯防务集团与中方合作的相关命令。在美国政府授意下，英国工党政府于是年7月正式声明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该型发动机装备于英军F-4型战斗机上，推重比大、油耗低、寿命长，是北约第二代战斗机制式军用发动机。

  除去原机出口，英国还在西安帮助中国筹建仿制生产线型研制完毕，成为国产歼击轰炸机及战略轰炸机的主动力。“斯贝”发动机输华是新中国历史上中西方防务贸易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第一笔大订单，是中美和解以来美国通过盟友之手提升中国军事科学技术水平的重大突破。通过仿制，促进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进步，不仅为中国军机提供了可靠动力，对于中国舰艇用燃气轮机及民用发电机组的研制等亦有裨益。综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技术输出虽以民用技术为主，但有的也具备军用价值;西欧对华技术输出也同期开启，且步伐与力度更大，堪称西方集团就“联华制苏”与“技术扶华”的战略分工。

  尼克松政府对华技术输出的背景是其贸易自由化政策，即由一般商品物资“自由化”扩展到战略性技术贸易领域，以及放松一般性贸易管制，放宽巴统对敏感技术输华的严格管制。美方希望借由经贸交流及技术输出等低敏感度政治议题从而提速美中和解。从战略上看，尽管其不成体系，偶有为之，但通过对华技术装备输出，美国向苏方释放了“扶华遏苏”的明确信号，即美国在经贸科技领域已对中苏作出差别对待，体现出技术扶华乃至对华军事提携的重要姿态。通过此举，美方间接压迫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也响应了中国改革派对西方技术的需求。在诸多敏感政治议题尚难突破的情况下，对华输出技术装备帮助美中关系打开了局面，同时促进了美苏缓和，美方一时间在三角运筹中掌握了主动。

  除去技术装备输华，双边情报共享、共同应对地区危机事件等也帮助美中防务关系取得进展，搭建了促进美中防务交流、政治互信的特殊平台。与技术输华一道，情报合作成为美方润滑美中关系的重要手段。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开启了美中两国就苏联军事威胁进行某种形式的情报交流。两次访华中，基辛格均向中方通报了中苏边境的苏军兵力部署情况，中方虽表现较为平淡但也接受了相关情报。1972年1月3日黑格公开访问北京时强调，美中应加强协调以“制衡苏联敌意及阻遏任何对于中国的威胁行径”，“中国的安全与生存是美国最为重大的国家利益之一”。黑格提出，美方准备在不寻求中方回馈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华提供自身条件所能支持的苏联等国对华军事威胁的相关情报，中方对此默认接受。

  尼克松于是年2月访华时说，基辛格将定期访华，向中方通报美苏谈判、苏联情报等情况。基辛格则向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详细的介绍了远东苏军的兵力配置。中方表示感谢并正式提出，中美情报交流及其他重要事项相互知照的秘密渠道应为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公开渠道则为两国驻法国使馆，美方表示赞同。就此，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纽约渠道与巴黎渠道成为中美做沟通协调的制度性平台。在1972年6月下旬访华时，基辛格则郑重声明:“美国政府决定，如中方遭到苏联攻击，美方将在必要情况下采取军事措施以阻止苏联”。由对中苏冲突奉行“中立”到交流苏联情报，再上升到采取必要军事行动，美方介入中苏矛盾表态程度之变化所展现出的对华战略重视，以及利用抗苏防务协作以推进美中关系的战略姿态可见一斑。无疑，苏联威胁持续助推着包括防务关系在内的美中关系，成为两国核心分歧尚存情况下双边关系的稳定器与最大公约数。

  中美战略互信有待加强、互动机制亟待深化以及情报交流帷幕拉开之时，1971年11月末突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也成为增强两国互信、深化防务关系的催化剂。南亚危机、中东战争、安哥拉内战等地区重大事件一度对70年代美中关系产生较大推动作用，而对巴基斯坦、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也构成美中防务领域初步协作的重要内容。

  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与美方在纽约建立沟通平台，美国驻法大使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也保持磋商。借助上述渠道，两国就南亚危机密切交换意见。双方就控扼印度战争行为、交换印苏情报及援助巴基斯坦等取得重要共识，统筹了战略配合。1971年11月23日，黄华向基辛格表示，中方将采取包括军援在内的各种措施支持巴基斯坦，虽暂不出兵，但会在印军东线附近战略佯动，施以压力。黄华还向美方了解印苏两军情报。基辛格表示，“美方会在任何时间提供中方所需的印苏情报”，“如果中方认为印军是严重威胁而需采取军事行动，美方将阻止他国干涉并及时通告相关讯息”。“他国”指向不言而喻，苏印与美中在南亚的战略对抗营垒分明。12月10日，印军空袭西巴基斯坦已四天，形势危急。黄华向美方表明，“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中国将向西巴派遣军队，同时集结强大力量威慑印度，阻遏印军战争扩大化的图谋”。美方对此表示赞赏，同期以护侨名义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孟加拉湾震慑印度。中美两国的相互配合与有效威慑使印方未敢派遣地面部队进攻西巴基斯坦，阻遏了印度灭亡西巴的战略目标。南亚危机促成的中美合作还延续到战后，美国此后多次请求中方对巴基斯坦施以军援，以对印度构成制衡。1972年6月，美方向中方通报其对巴军援情况，请求中方对巴施以援助。中方表示将向巴军提供歼－6型歼击机及轻型主战坦克，希望美国也对斯里兰卡加大援助，构筑对印反包围圈，美方对此表示认可。

  印巴战争对刚刚起步的美中防务关系产生了相当战略正效应，保卫巴基斯坦、钳制印度成为美中战略共识。1971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强调，尽管中国“仍会反射一些激进意识形态言论，但实际以实用主义行事，以国家利益逐步取代意识形态口号，更易达成妥协”，中国也将采取“互助”模式调整对外政策。而在美方看来，“互助”即为联美。美方准备“便捷、积极地与华互动，鼓励中国在多边框架内，就国际军控及斡旋印巴冲突等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基辛格于1972年6月访华时正式建议，美中情报交流应从印巴战争期间的应急式互动，上升为双边防务关系的常规内容。周恩来对此建议不甚热烈，认为中美尚存诸多分歧，双边情报交流并不急切，强调“中国不需要美国扮演保护者角色”，但中方也并未拒斥美方所提供的苏联情报，并将情报交流事实上纳入双边磋商的常规内容。自此，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使基辛格确认两国正在发展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两国回归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的结果，是基辛格所认为的美中“心照不宣同盟”的雏形。

  1973年2月，美方再次请求中方加大对巴军援力度。周恩来强调，中方将加大援巴力度，截至1973年初，已援助巴方超过130架歼－6型战机，并协助其设立战机制造厂。而中方希望美方对巴基斯坦予以海军援助，基辛格表示同意。此外，两国还就缓和印度支那局势及对当地各武装派别缩减及暂停武器供应达成谅解。除巴基斯坦，中美就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也是同期美中防务关系中的亮点。美方比较重视作为世界第二大苏式武器生产国的中国，向苏式军备体系国家提供苏式装备所产生的独特战略影响。1974年1月，基辛格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提出，希望中方满足埃及领导人萨达特的请求，向埃出口歼－7型战机并援建制造厂以弥补其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严重损失，中方表示赞同，表示乐意发挥自身作用。美中对于埃及的扶持有力保证了萨达特民族主义反苏政策的落实，两国在防务领域的战略配合达到新高度。

  技术输华、情报交流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助推下的美中防务关系促使基辛格产生了美中“特殊关系”与“心照不宣同盟”的战略认知。然而正是白宫就美中防务关系发展形态趋势的过度乐观与战略误判，以及两国就一系列防务议题所引爆的多重矛盾，直接引发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政治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末期遭遇波折、暂时遇困。

  首先，核裁军及军事热线议题。对华对苏“双和”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将中国“制度化”至维持权力均势及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架构内。在1971年至1973年高频度的访华行程中，基辛格多次建议美中苏应签署相互通报紧急状况以化解战争风险的协议，筹建美中高层军事联系热线，并邀请中方参与国际核裁军进程。尽管美方试图证明核裁军的“诚意”与“正义性”，但周恩来明确说中方不会被其所“束缚”，拒绝建立联系热线。中方清楚，作为常规武装落后的防守方，独立自主地保有少数的核武器是中国国家生存安全及利益发展之关键。就此，中国坚持游离在美苏核裁军框架外，并对美中军事热线问题予以搁置。

  其次，美军亚太军力部署议题。随着美中防务磋商的拉开，中方就美国亚太军事存在表示不满，希望其从台湾、韩国、冲绳及东南亚等地撤军。美方承认该问题影响美中互信，但基辛格表示，美方不会撤军，不会牺牲与盟国的防务合作。他强调，除去驻台及南越美国武装力量将逐步撤出，驻日韩美军不会撤退，它们是构筑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与军事战略之基石。此外，尼克松则向中方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军事发展的潜在能力，暗示美日同盟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遏制日本军事崛起。中方也趋向现实，明晰驻日美军对日上述牵制及其围遏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作用，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不得已而默认接受。但据美方研判，中国就此将约1/7到1/10的战略核力量瞄准美军亚太基地，美中依旧存在的战略暗战可见一斑。

  再次，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议题。尽管中方已经就美中深层次军事交往表现出某种游离和谨慎态度，但为逐步推动美中防务关系，在较为乐观的发展对华防务关系的战略认知与战略期许下，基辛格于1973年11月访华时，提出构建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与美中军事合作建议。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防务政策中“联华”思想的高峰，但也直接引起了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关系的震荡。

  基辛格面见时隐晦地表达出愿意提升中国军队应对苏联入侵的战略战役反击能力，则表示苏联可能会掐灭中国的核武能力，随后话题移到他处，基辛格认为他已经就此项美中军事合作议题向“挂了号”。因此基辛格在随后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具体表明，虽然美中都不愿公开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是在技术层面低调提升中国军力是美方所乐见的。他直言不讳，“美方准备了一些技术性文件，在于怎么样改进中方的弱势地位，如何提升面对苏军进攻时中方的预警反应时间和生存能力。如果总理感兴趣，美方愿意在小范围内密谈”。推动美中建立针对苏联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威胁的卫星预警系统，以及暗示在中国境内构建此系统实际是基辛格极力说服周恩来进行详细会谈的关键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这是极其复杂的战略问题，必须请示，而直至基辛格离京，中方对此并未作出任何回应。美方上述战略构想悻悻而终。

  面对美方上述建议，十分敏感，随即展开批周运动，认定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周恩来主管下的对美外交受到批判。强调，周恩来对美“搞联合时容易右”，而对美国的军事帮助，中方“基本上一切不要”。无疑，这是就中美防务关系之深化持否定态度，为中美防务乃至双边关系的接近程度与亲密层级设了限、定了调。随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及随后批判整顿派的展开，中国对美政策一时呈现“左”转态势。美中关系一时间逡巡不前，一度活跃的美中防务关系也受到冲击，并一直延续到福特政府时期。直到美苏和缓态势终结、卡特主义出台，特别是秉政与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及政治生活主题完全转轨，美中防务关系才再次复振，并于80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

  技术转让、情报交流、应对地区危机事件等议题串联下的美中防务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拉开序幕、初步发展，成为美中双边关系的独特内容。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进展增强了双边政治互信，成为双边关系的催化剂与稳定器，同时也是标注美中和解及亚洲冷战转型的绝佳注解。中方也在调整对美外交的大战略下相向而行，与美方就不少防务议题开展互动协作，并开启对西方科技的规模引进。同时，白宫初步试行对华技术扶助乃至军事提携战略，为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高强度的对华技术转让作了预热。

  苏联军事威胁是开启并维系美中防务关系的公约数，情报交流、装备技术输出等无一不以抗苏为宗旨。整体看来，尼克松执政时期起始的美国对华技术输出具备一定军用价值，到1973年白宫则迈出经由北约盟国对华转让军用技术装备的重大突破。以苏军为假想敌，以西欧盟国为供给渠道之一，有限提升中国常规军力，以服务于遏苏战略，这一贯穿于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美国对华防务合作的重要战略特征在此时渐成雏形并初步实践。

  但美中多年对抗下形成的负面认知及遗留问题不可能短期消除，两国防务领域问题抵牾不断。同时，美国决策层对华战略疑惧依旧，除去将中国纳入反导作战体系，一些保守性极强的对华军事打击设想等军事斗争准备不时出炉。无疑，自由主义因子下的接触与保守主义因素下的防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政策并行不悖的二元维度与相互支撑，鲜明地体现出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精密耦合的对外战略特色。

  事实证明，防务协作、危机处理等所助推的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是不稳固的。美方盲视、搁置核心分歧，试图以技术输出、情报交流、军事提携等非关键议题推动两国关系，乃至诱控中方的战略谋划难以取得实效。构筑美苏缓和是美国对外政策第一要务，美苏关系的稳定比美中关系的递进更具实质意义。因此，从属于对苏政策的对华防务政策具有着强烈的即时性与功用性。此种取巧的对华战略定位为中方所明晰而加以拒斥，这也是福特基本继承相关战略下美中关系进展依旧有限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美中防务关系本质上仍是双边关系有待进一步质变情况下因抗苏而起的权宜表现，不具备全局性战略意义。我们应就一度高企的美中防务关系加以积极评价，但不能对其就双边关系的促进做过高估计。

  同时，“过度防卫”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心理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中不时体现。在看来，联美外交取得初步进展，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达到了联美慑苏的战略目标。在周恩来具体执行联美外交的同时，并未放弃其对内政策“左”的取向，并未彻底放弃自新中国成立伊始所开启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双频互动与双重支撑。有学者觉得，晚年掌控对内对外政策时流露出强烈的“暮年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层级与密切程度确定一个无可撼动、无可置疑的“天花板”，以确保中国对外政策不至右偏出其规划轨道，并要确保其对内政策意志的无可挑战。同时，中苏军事合作带给的负面认知也强化了其就中美防务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反感。据此，在中国国家发展道路依旧处于转型前夜之时，对中美防务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技术输出与军事提携建议自然不以为意，就此种“投降主义”嗤之以鼻。

  而从后冷战视角审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可以窥见美国政府技术扶华、军事提携等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所凸显的自由主义因子，及其通过发展军事防务关系将中国纳为世界体系与地区秩序维护者与建设者的战略期许。开明知华派的此种新政尽管在执政晚年遭遇困厄，但却帮助奠定了中国全方位转轨发展道路后“非盟友友好伙伴国”的对家关系定位，并助推了冷战终结前夜以美中抗苏战略蜜月为代表的双边防务及政治关系的罕见高峰。